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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29 2014

十月保长

许多年以后,面对批斗会上黑压压的人群时,刘保长一定会想起举行第一次保民大会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检举与代保长上任

1946年3月,百里镇乡镇民代表会正在召开。代表谢桂堂当场检举第五保保长王云礼:在抗战期间王云礼担任游击区保长,协助敌寇向百姓收取钱款,从中中饱私囊。

“此种败类,实为国家民族之罪人。如今战事胜利,国土光复,如任此人逍遥法外,何以伸张正气而泄民怨?”

谢代表“正义凛然”,把桌子敲得震天响。

而王保长早已事先得到消息,逃往宁波镇海避难去了。乡镇的各项任务需要各保长在保内具体落实,故第五保缺不得保长。

“本保刘林为人忠实善良,办事精明干练,颇得保民信赖。我提议由他暂代保长之职,以待明年改选。”第五保代表提议。

与会者表决,超过半数通过,刘林代保长的身份就算定下来了。

第二天,消息传到保内,刘林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刘家祖祖辈辈清汤寡水,这回自己摊上个代保长,虽说芝麻点大,好歹是个官啊!

第一次保民大会

去年12月,乡镇自治工作随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召开而全面开展。各保需要定期召开保民大会。前任保长不履行职责,这会就一直拖着。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刘林知道自己在保内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号召保民办事,他必须将这火成功点燃了,才能在保民心目中树立威信。举办保民大会就是一个方法。

保民大会这一新鲜事物进入保民生活中时,刘保长力争将整个会议办得风风光光:除了自己,家属也不能为自己脸上抹黑。开会前,保长负责招待保民,其妻烧茶,其子女搬凳擦桌,全家也算是“一心为公”了。保民们却对会议的意旨一无所知:“保民大会,是保我们老百姓性命的会吧!”

保民大会的程序又是“新花样”,保民像看西洋戏一样新鲜:保长是会议主席,开会前即端端正正地站在总理遗像底下,党旗和国旗一红一蓝分开挂在遗像左右,远看像身上的两个翅膀,小孩子在下面指指点点,说保长像菩萨。会场上的男女老幼,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保民们尚没有遵守会议秩序的概念。刘保长就说:“天上天鹅尚且排得整整齐齐,难道人不如鹅?”话音刚落,保民马上一行行排得非常整齐。

刘保长在人群前、众人的焦点下,用保民们“听得懂的语言”解释保民大会的会议章程与乡镇公所交待的事务。

即便是时隔多年,刘林仍然记得会上的诸多细节,这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

佃业会议

1946年11月,到每年收缴田赋的时候,百里乡镇公所召集佃业双方代表开会商讨应上报收获量。出席人员有乡镇公所人员、保长、业方和佃方代表,佃业双方皆从各自利益出发发表意见,甚至出现激烈争执。

这边的佃方代表发言说:“本保受风、虫、旱三灾的影响,早稻在五六斗左右,晚稻差不多七八斗。”

那边的业方代表赶紧反驳:“照情形来看,今年的收成较去年为好。但是佃方代表说比去年逊色,则无言可说。以良心论,本年的收获量平均大概在七八斗至一石之间。”

其实佃方虽知晓具体的收获量,但出于少纳赋的私利,串谋起来只报少不报多;业方不问事实,只一味抬高佃方报数。双方就这么各执己见,毫不相让。

刘保长嫌这么开会纠缠不清、低效率,就亲自去保内各个农户家中考察,摘录每家每户本年收成。再次召开佃业会议的时候,他把簿子往桌上一放,佃业双方都难再开口。

最后会议取了佃方和业方报数的中间值,决议每亩收获量为八斗八升五合。刘保长在会上两不相帮,几乎得罪了两方人,不过他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

兴办教育

刘林虽任代保长,大字却不识一个。这天乡镇公所送来公文,刘保长看不懂,只好请保内识字的阿晓给看一看。阿晓一看,公文指示各保成立保国民学校以扫除文盲。

“上头说,要建学校,扫文盲!”阿晓看看刘保长,嘴巴张得老大,就哈哈哈地笑,笑得两眼都合成了一条缝。

刘保长心中既开心,又很不是滋味,他决定把保国民学校办好。

办校的首要问题即是金钱。百里镇下不止第五保,批下来的经费只是杯水车薪。如果向保民们分户分摊,那事业将因保民们的抵制情绪而死于襁褓之中。办学的经费不能直接向保民募集,刘保长只好求助保内的士绅徐学福,他曾当过县参议员,见过世面、有些路数。学福等士绅为了扩大自己在镇内的影响力,提出要以“出资人同时担任保校校长、教务长等职务”为交换,保长都应允了。经费这才有了着落。

此后,保长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请保内的王先生和陈先生做学校教师。

刘保长又和阿晓碰到,阿晓问:“刘保长手段怎样?保学成功了没有?”保长很是得意:“哈哈哈,下个月就可以开学了!”阿晓惊讶得合不拢嘴,刘保长别提有多开心了。

征兵下台

1947年年初,刘保长失魂落魄地从镇里回来。他刚刚开完乡镇务会议,会上说国民党军队下达了征兵任务,要由各乡镇落实到各保。

征兵,征兵,保民们刚受了抗日的罪,这回又要遭内战的苦。好男不当兵,这可怎么办?刘保长蹲在家门口,一边皱着眉头抽旱烟,一边发愁征兵的办法。

没几天,镇里面就派人下来,保长只好硬着头皮召开保民大会。莅临指导的政工队人员鼓励大家去当志愿兵,刘保长不能反驳又不愿意赞同,就在一旁苦笑不作声。一听说又要征兵捐粮,人群顿时沸腾了,保民们神色惶恐,议论纷纷。保长看气氛不对,马上维持秩序:“都别吵,听他讲。”

突然有人大喊:“刘林,你是保长,你的儿子应该先去当兵啊!”会场一时安静无声,大家都看着刘保长。保长的老婆听到有人提出自己的儿子要先去当兵,当即慌了手脚,她一双像肉粽子一样的小脚啪啪啪地乱蹬,哭了:“谁造反了啊!我要同他拼老命啊!”

刘保长没了主意,他是个老实人,阴差阳错当上了代保长,仰仗保民们的抬举才做了几件实事。这回碰见征兵的棘手事:公务压身,难以推脱;若是应付公务,就要得罪乡里,招致厌恶冲突。进退两难,这个代保长还真不好做啊。

刘保长咬咬牙,对身边的政工队人员说:“回去跟镇公所讲,这个代保长我不干了,让他们另选高明吧!”声音响得出奇,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真切。

刘林觉得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文革批斗

文革期间,刘林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代保长的事情被挖出来,批斗会自然少不了他的份。批斗会上的人群同保民大会一样,黑压压的。不知道面对这些,刘林后悔了没有。


分析

笔者的曾祖父,浙江临海县人,于1946.3至1947.1年担任镇上第五保代保长。出于兴趣与完成课程论文的需要,笔者对这段经历详加考察,把他任期内比较突出的事情:检举、保民大会、佃业会议、兴办教育、征兵下台写成了上面的小文章,这些故事的大背景,是浙江省于1946——1949的乡镇自治:

浙江省的地方自治风潮,在清末就已开始:清政府于1908年公布了城乡镇地方自治章程,但由于自治程序和职责不明,舞弊行为在各地盛行;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施行法》,政府引导的地方自治在全国开展;抗战期间,《保甲条例》通过后,浙江省各县实行保甲制,地方自治和保甲皆成为防止共产党夺权、保固统治地位的工具,越来越失去其本质;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国民党为促进宪政实施,成立县市正式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才被重新提上政治建设日程。

自治架构

南京国民政府将乡镇作为地方自治的基层政权单位。在浙江省,乡镇自治组织关系图如下:


A、乡镇公所:是乡镇政权的实体,充当县政府和各保之间的联系。县政府指导监督乡镇的组织设置和实行情况。各乡镇长由乡镇民代表会选举产生。乡镇公所下设各种委员会,分别履行乡镇公所的各项职能。

B、乡镇务会议:是乡镇公所的行政会议,以决定任务的执行和各项事务的开展。

C、乡镇民代表会:作为民意的代表机关,对乡镇公所的一切事务起决定作用。乡镇代表由各保保民大会选举产生。

D、保长会议:由乡镇长召集保长会议,上传和下达具体工作。

从上面的组织架构可以看出,民众可以通过乡镇民代表会行使地方政治权力,确立了乡镇一级的权力制衡关系。在小说中,保民大会、佃业会议就是这种权力制衡体系的产物。

乡土与现代的碰撞,保长是桥梁

1945年,南京国民政府将现代国家政权、地方自治理念、法律精神下延至乡村社会时,传统社会沿袭而来的礼治权威,仍占有决定性的影响地位——两种模式于此发生了碰撞。保长作为乡镇与保民之间的“桥梁”,将国家法规、政策输入乡土社会时,采用的方法也只能是大家熟知、认可的方式:如在小说中保长用保民们“听得懂”的语言强调会议秩序。这就是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改造乡村。

同时,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的:在乡村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因而形成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即便是一保之长,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皆需照顾自己及他人的情面,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自己在保内的威望。这也是小说中出现保长重视第一次保民大会、为颜面兴办保校、在征兵关头放弃保长职务等情节的重要原因。

战争下的自治困境

但是当时国内正逢国共内战,军政系统权力膨胀,直接迫使政治制度变形。最直接的问题如军费开支,成为乡镇公所的一项重要负担;如征兵,是政府和保民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保长作为征兵工作的最末负责人,对上对下都有极大的压力,以致小说中的保长中途放弃职务。不能不说,保长是那个年代大背景下的堕落者或牺牲者。

感想

国民政府在乡镇推行地方自治,止于1949,但那是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切都走的如此艰难。倘若,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作为保障,乡镇自治会不会充满活力呢?

然而,历史并不能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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