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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4 2015

对故乡的离开与回归

离开还是逃离

民国十二年,21岁的沈从文离开湘西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长达几十年的都市生活。

沈从文离开故乡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方面,是其对无常的命运的抗争:1923年,在大病一场后,好友陆弢又在一次下河游泳时意外淹死,沈从文在“痴呆想了整四天”后,决定到北京读书,“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另一方面,沈从文的离乡也是对苦难、凶险、恐怖、罪恶生活的“逃离”:他“在家乡军队里做了几年,一天所见就是杀人,所谓‘清乡’‘剿匪’,其实就是乱杀人,没有看到一点光明和希望”,部队里的所见所闻逐渐蚕食着湘西在沈从文心目中的美好印象;然而其时适逢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又使沈从文知道了“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反复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外面新世界的吸引力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对比,使他产生了“进一个学校,去学些不明白的问题,向些新地方,去看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的念头。正是上述原因,促使沈从文走出湘西,走向城市。

从“乡下人”到“知识分子”

但是从湘西到都市,对沈从文来说不仅仅是几千里地理位置的转移,更是身份和文化的双重跨越——他的的确确遭到了城市的排挤与拒绝。先是求学受挫,进不去“未公开招考,一切全靠熟人”的清华,报考北大等国立大学又相继失败,又因无钱入学而错失中法大学;生活上只能饥一段饱一顿地维持着,居所亦是狭隘逼仄、仅可容膝的“窄而霉小斋”;想卖文为生,却又屡投不中,甚至遭到了《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的当众羞辱。这样举步维艰的状况,几乎让沈从“放弃写作去学一项照相制版的谋生手艺”,幸而得到胡也频、郁达夫、胡适等人的鼓励与关照,才重又在文学路上磕磕绊绊地走下去。

初到城市,沈从文在物质层面上的匮乏,就已在客观上宣示了他只是一个“乡下人”。而这种体验,以及自我意识的驱动,使得沈从文时刻感觉到城乡的差距,并更理性地认识自己,进行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他想要在这里生存,就必须面对和接受“乡下人”这一特殊角色。沈从文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挫败感,选择以写作的方式进行对抗,借助文字,他构建起足以与眼前的城市空间相抗衡的、带有极强情感抚慰功能的乡土空间。这算不上对回归故乡,但可以说,在这样一个重温故乡的过程中,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慢慢清晰,并最终获得了内心的自我肯定和认同。

在多年的摸爬滚打中,沈从文创作了知名小说,担任《大公报》等文艺副刊的主编,还先后于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任教,他逐渐在城市里站稳脚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人内迁躲避战火时,沈从文也在积极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他撰写大量时政、评论文章,还基于自己的观察与认识提出:“欲好好处理这个国家的多数,得重新好好认识这个多数。明白他们生活上所缺乏的不够,并需要明白他们生活上还丰富的是些什么”这样现在看来仍是正确的见解。可以说,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思想观念上,沈从文均满足了成为“知识分子”的条件。

都市病相与双重的身份认同

然而沈从文仍然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他说过:“在都市里住上二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在沈从文看来,都市里弥漫着堕落的因子和腐烂的气息,人们疲于奔波生活、相互之间充满着虚伪和欺骗,毫无爱与美可言。他的作品中亦有许多对都市人性的批判,且主要集中在都市精英上,俨然成了展览都市人“道德沦丧”的蜡像馆。比如在小说《绅士的太太》里,沈从文通过表面看来和睦友爱的家庭对话将充斥着敷衍与谎言的实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八骏图》中的八位大学教授,从身份上看,“人人皆赫大名”,属于社会的“千里马”阶层。从外表上看,个个“为人显得很庄严,很老成”,但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却现出与身份角色极不相称的淫乱和猥亵。

这些对于都市病相的刻画,很难说不是出于沈从文个人的情感宣泄。沈从文从乡下闯入城市,不顾一切地在城市生活下来,并事实上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但“路途”的磨难以及伤痛的记忆,再加上骨子里有着与生俱来的乡下人的性格和气质,使他很难在精神上融入城市,对现代都市的价值观很难认同,也不接受。

不过,他又不能退回去,这一点沈从文在“逃离”湘西时就已经明确,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在生活无着时,曾想到回家乡。但已经读了一点书,于是有了理想,加之我已经厌恶了这种生活,所以不想再回去了”。何况1934年与1938年沈从文两次返乡时,发现湘西仍然贫穷、落后、愚昧,不是一片乐土。而且,也正是现代都市成就了沈从文——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根本上是都市文明的产儿,离开城市意味着失去这一切。

因此可以说,沈从文既不认同都市文明的精神价值,又不满意现实的湘西。他的身份认同是双重的:在物质层面上是享受都市便利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则是拥有整个假想的“湘西世界”以寄托情怀的“乡下人”。

对湘西的精神回归

沈从文“逃离”湘西时,恐怕尚未意识到这片乡土之于他的意义。现在却不同了,以湘西为本原、基于理想化建构起来的“湘西世界”,恰恰弥补了他心中城市文明的缺陷,为其提供了精神上的救济——倘若说当年离开湘西的是沈从文的肉体,那么如今回归故乡的则是他的精神。散文集《湘西》正是这次回归的代表作。

回归,首先是对湘西美丽自然风光的描绘,正与城市的噪音、拥挤、污染相对立。《引子》中写到“平田角一栋房子,小山头三五株树,干净洒脱处,一个学中国画的旅客当可会心于‘新安派‘的画上去”,沈从文就已经有了把湘西风景当做图画来勾勒的意图:他画湘西苍翠挺拔、刚强古朴的山,画湘西天然清澈、透亮洁净的水,再于各静谧处点缀以湘西的鸟兽虫鱼,用一丝骚动、一点喧闹渲染湘西世界的宁静。沈从文还引入湘西的人事,屋房瓦舍、常德之船、白河码头,不胜枚举,分明营造了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情境。许多惊羡于其文字里的景致而前往湘西游览的读者,多半是失望而归的,因为这一切本就是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独有的。

与此同时,沈从文抽离出现实湘西里粗鄙野蛮的元素,尽情张扬湘西人民质朴的人性、以及人与自然的相得益彰。与疲于奔命、缺乏活力的都市人相较,湘西人龙舟竞渡、渔舟唱晚,多么具有诗情画意;乡民之间坦诚相待,都市的欺骗怎可与之同日而语;沈从文甚至不以批判视角写妓女,而是以和船上的水手一样的眼光来看待她们,寻出她们身上为爱恨浸透的一面,这更不是虚伪的都市人所有的。沈从文亦抓住湘西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描写了其神秘的一面,在《凤凰》中更是集中描述了苗族地区放蛊、行巫、落洞三种怪异的现象,有别于都市的千篇一律。可以说,沈从文不满于都市文明中人性的表现样式,他援引故乡文化,提炼出楚人气质和凤凰精神,并从中解读出“爱、悲悯、狂热、虔敬”等诸种要素,恰恰满足了其在都市生活中枯竭掉的精神需求。

沈从文对故乡的离开与回归,就像漂泊在外的游子对儿时带给他伤痛与快乐、贫穷但温馨的家庭的怀念——完全回归是不可能也不愿意的,但已无数次循着美好想象将“家”重构,因为历经世事后伤痕累累的心,的确需要这份情感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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