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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23 2013

写写这两个半月

下午看到毛海涛的日志,突然也想写点什么。

刚刚打完院系间的羽毛球赛,说得难听点是惨败的。法学院男生一共是四个人,一个大三、三个大一。虽然我可以找个理由“对手都是大三大四研究生他们比我们多吃了几年饭”来安慰自己,但是这场比赛再次让我感受到了:自己要做的还有很多。

其实自从第一天进入复旦,我觉得自己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这本来是正常不过的感受,却因为高中与大学间的巨大落差而带给我了苦闷。

9、10月,各种“新生杯”比赛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足球我不会,篮球我又不行,所以一直在做个站在路边鼓掌的人————但我不希望永远这样子。还记得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听“浮夸”,渴望自己能在某个无人的角落,撕心裂肺地叫出声音来。

有一天,我报名了演讲赛,与其说是自己对演讲的热爱,不如说是自己也想被别人关注,被别人喝彩。室友们也都报名了,最后走到决赛的,是宋。像小唯学姐形容的那样,他穿着笔挺的西装“铮铮地、颇有男子汉之气地”站在谢希德报告厅的时候,我除了替他感到开心,余下的只有羡慕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詹孟杰自修完回寝室,我请他做个选择,参加学生会与团委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他选择了锻炼能力与找到“位置”。确实,我很认同“找位置”,我发觉倘若找不到位置的自己是没有安全感的。

再后来,我参加了辩论赛,队伍一共有七个人,五法学、一自科、一经管。楼洋是我们的队长,水平高且有气势,我们都笑称她是“母上大人”。一开始决定要打辩论的时候,我想得更多的是它会如何地提高我的口才、如何地让我被大家所认识、如何去赢。但这些理由,真的,不足以支撑着我在忙碌中耐心查找资料。直到一个晚上,看着少得可怜的资料,赵晟南学长对我们大吼:“我要你们想一想,你们为什么要打辩论?为什么?!我他妈的告诉你们,现在坐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可能就是你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我们抬起头相互看看对方,在那个时候,我很想哭出来。

这个星期四,11月21日号的晚上,我们队进入了四强。下个星期四,11月28号,是半决赛。楼洋跟我们讲,她可能不能上场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她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渴望辩论的胜利,那,最后的胜利呢?

“大家,打到这里真的够了,真的,楼洋谢谢大家。”

我们都没说什么,弃权肯定是不会的,我们会继续打下去。可是少了她,我们的心里毕竟没有底。赵晟南学长的出现总是充满戏剧性,平时他会在到来后的第一时间,拆光自信满满的我们的论点;那个晚上他说的却解开了我的心结、肯定了我的想法。

“说实话,我觉得你们打得并不好。什么是辩论?难道只是你来我往的疯狗乱咬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好的辩手,不仅仅需要善于表达观点,还要有“听德”,去听懂对方在说什么。讲得再多也是一个挡枪的,胜利之矛应该掌握在“思维之辩”中。你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做到这样,学会发掘辩题深层次的意义。还有,无论对手有多么有天赋都不要害怕,复旦再大,一个队伍里有天赋的辩手不会超过两个。但是四个肯努力的训练有素的辩手永远不会处于下风。大家真的打得很好了!赢不是辩论的目的,走到这里真的足够了。”

回来的路上,我想起我们在本部食堂准备辩论到十一点半又转战到KFC到一点半的每个夜晚;我想起上次晋级之后我们在大学路上一直逛街聊天到十二点,或者说是我们在讲述自己的“过去”。

如果问辩论给我带来了什么,它让我明白,总有一些人为我们所爱,尽管我们爱自己胜过爱别人。还有,当我还停留在一些问题的表面时,思辨让我看到了深层次的本质。

法学院其实是不用修读高数的,一开始我是抱着大二修读第二专业的想法选了高数。可是后来,高数反倒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道调味品。满满的都是活动饭局的生活太过喧嚣,充斥文史哲学术著作的学习太过枯燥。真的,数学可以让我在一些时候找到平静。

我发现自己到了大学喜欢上了看书,只不过经常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我开始想象我希望将来我家的样子:顶层连着阁楼,有一半的地方是我的书房;书房是半圆形的,圆弧的一面是铮亮的落地窗,另一面的墙壁上放满书籍—我需要爬着梯子上去拿书。书房中间摆着一张大桌子,我可以在这里和朋友们交谈讨论,可以看书,累了躺在大桌子下就睡觉了。

这样可能只是一种想象,但它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在我学习累了的时候。这种对于未来的美好想象—其实这样的想象还有很多很多,带给了我许多的动力。

慢慢地,我不再像开学的那两个月里一样,“饥不择食”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换句话说,我更加愿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问它的利与弊。我看哲学的书籍哪怕有许许多多人说哲学无用;我玩楼底电子宣传栏上的连连看哪怕路过的人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我去教堂参加青年朗诵会哪怕我从来不信基督教。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我只能说我喜欢这样子。

复旦让我成为一个普通人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也可以做得很好—只是我平时太专注于很好之后的结果而忽视了那个过程。抽到的半决赛的辩题是:“韬光养晦/锋芒毕露才是当今社会的生存之道”,我们队是韬光养晦。我觉得现在的心境也更偏向于韬光养晦。其实到大学了以后,我反倒再也没有为自己的工作操心过,那些年轻有为的学长无一例外是才华横溢的。

最后我还是想写写我的室友们。每次想到他们的时候心里都很温暖。如果说辩论队的伙伴是我爱的朋友,室友们则是我爱的可以捡肥皂的好基友。

詹孟杰的女朋友在北大,小两口在电话里恩恩爱爱的自然少不了,但是颇有牛郎织女般的怨念。我觉得他方方面面都挺出色的,所以一开始也颇有想与他较较劲的念头,可是后来没有了。星期四晚上的辩论赛,在他连续两次被评为最佳辩手的时候,我由衷地替他感到高兴,也不再有了羡慕,毕竟“每个人的禀赋都是有差异的”,我直到那个时候才懂得这句话的意义。宋肇屹,喜欢看《蜗居》的我就叫他是“宋”了。博雅杯预录取了哲学系后放弃,又靠自主招生上了法学院,所以我又调侃他是哲学帝。还记得新生演讲赛的时候宋回顾他那个纠结人心的选择,最后他的那句话震撼了我:你有多爱一件事,你的未来就有多光明。叶戈,名字就充满了占别人便宜的霸道。可他并不是一个霸道的人。每天上楼的时候都会顺手拿一份人民日报,真心是共和国道路走向的关怀者。他经常感慨说要早一些到十一点半前睡觉,可是,好像基本没有实现过,毕竟碰上了我们这些“好室友”。

我们都没有玩游戏的爱好,除了我偶尔会喝些酒以外,当然这全是符植煜惯的。我越发觉得寝室就像是我的家一样。所以我经常会在下课问室友们:我们是回家去还是去刷锻?一些上海的同学会在每个星期六天回家去,但是我回家的想法始终没有那么强烈。仿佛在当初提着行李箱走出家门来到复旦的那一刻,我就有了第二个故乡。我会时不时地想到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家乡临海的样子,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和她从教学楼一同走到校门口的画面。但是寝室这“第二个家”也带给了我别样的温暖。

四个室友,除了叶戈,都有情感经历。我始终没有办法走出那段记忆,它会不时地在我闲暇、睡梦时出现。甚至当我在学校里看到她的瞬间,腿都是僵硬的。我很少上空间,基本不玩人人,与其说没有时间,不如说是不希望看到一些人、一些事,尽管我已经删除了所有关于她的可以留存的记忆,但那也只是数字的记忆。删除,并不代表着恨与讨厌,而是看到与她相关的一切总会有揪心的痛苦。或许是希望未断,但是人心不再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大学去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可能是一种等待;也是一种先入为主,因为再没有什么经历能美好过我存储的记忆。有人问我,是累了,不会再爱了吗?我想不是的,不是不会再爱,而是我不知道如何再去爱了。

前些日子要上《新媒体传播案例》,我看了致青春,陈孝正那番话我还记得:我的人生就是一幢只能建造一次的大楼,容不得一厘米的差错。我想想自己,应该是:我的人生就是一幢只能建造一次的大楼,经常出些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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